“中国制度的逻辑——暨第七届中国制度论坛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作者:管理员      发表于:2018年12月4日      阅读量 736

2018年12月1日,“中国制度的逻辑——暨第七届中国制度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制度建设研究中心主办,来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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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致欢迎辞。苏教授指出,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努力和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制度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学院围绕中国制度研究,形成了系列产品,除了年度制度论坛之外,设立了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主编了当代中国制度研究丛书、举办的百余期有关中国制度的学术讲座、开办了针对海内外青年学生学者的中国制度体系知识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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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随后转入专题研讨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中国制度的逻辑”,对不同的制度领域,分四节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第一节主旨演讲由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李瑞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刘建军教授、唐亚林教授与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做主题报告。

刘建军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当代中国政治的逻辑”。刘教授驳斥了西方盛行的中国分裂论、经济崩溃论,讲授了中国以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为逻辑主轴线的中国政治发展成功的必然性。所谓的文化基因是指与西方唯一真、个人主义相区分的多元融合、“义”和情感治理的组合;制度基因则是指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在两大基因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个体人格、儒家人格与组织人格相结合,成功形成党的领导(组织化)、依法治国(制度化)和人民当家作主(政权性质)的有机结合,在家国天下的逻辑下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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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教授围绕“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从政党性质、政党功能和政党动力三方面论述中国新型政党的先进性。政党性质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其是兼具代表和表达、整合和分配、服务和引领的使命责任型、发展领导型政党;政党功能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其超越了西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单一范畴,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协商制度,向着功能性政党的方向演进;政党动力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三方面:遵循利害相依原则、坚持组织上的政党主体性、强调使命担当和绩效塑造。要之,共产党以组织理性统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良治改变了现代政治设计初衷的消极面,展现出对权力的根本制约、对权力的根本维护、对发展的根本推进、对和平的根本支持、对人性和党性的根本弘扬,代表了新型政党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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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教授以“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为题,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较有特色的三个领域。首先,农民工进城和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就业与劳动力再生产在空间和制度上的分割却带来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其次,地方介入经济基础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模式区别于日韩模式的公认表现,但是却造成了宏观政策在地方层面上的失真、地方政府严重负债的风险;最后,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模式赋予了我国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但是我们必须重视避免政党为官僚和资本所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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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旨演讲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倪星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做主题报告。

倪星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中国生产安全事故的问责机制与内在逻辑”。倪教授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构起以根据事故级别划分下政府主导的行政调查、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并重、问责方式硬约束与软约束的有机结合、刚性问责与对环境的软性适应相结合、问责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并存为特征、以适应性治理逻辑为指导的生产事故问责机制。这种适应性问责制度有助于通过问责方式和强度的搭配深入精确地实施对具体个体的惩罚、通过高位推动等方式借助强动员能力和多主体有机互动打破信息壁垒、通过高效裁决有效施展保障自上而下的秩序与平衡,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存在自由裁量空间、“过度犯罪化”、底线思维、负面清单、指标控制等问题。未来,我国应进一步追求实事求是和精准问责,规范问责制度机器使用,谨慎区分不同性质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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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林教授以“新结构主义政治学的回溯与发展”为题分享了他在结构分析的命题与工具、马克思之后的结构分析学派的缺陷和不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结构分析方法的新走向三大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结构分析的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结构本原、历时性与共时性、联结机制三方面,分析工具则有定位、主体、条件、终结四种,但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主要结构分析学派,包括结构功能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结构化理论学派在上述问题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理论缺陷。当下,我们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结构分析模型的重新发现,朝着依赖主体行动过程、推动社会变迁研究、增强新情势新变化的解释的方向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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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玲教授则围绕“行政改革四十年的结构逻辑”,以政府文件为核心,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发展阶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何教授认为,政府市场关系、央地关系、经济社会关系、政府公民关系四大维度是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维度,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主轴,经济与社会关系则是与之并行为重要主线,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中心位置转向边缘并再次成为热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近年进入改革议程。围绕上述议题,我国经历了重新认识市场作用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78-2004)、重新认识社会并提出和谐社会理念(2004-2012)、重新认识新时代党的领导作用(2012至今)三阶段的改革进程。在不同阶段,行政改革理论分析的关键词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跳出文化想象对这些关键词进行清理和清点,以更持续、更诚恳的自我反思作为研究假设提出和研究方法使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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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主旨演讲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外交学系张骥副教授做主题报告。

潘维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内涵和范畴”。潘教授认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主要诉诸实证方法探寻应然和实然层面的科学理论,并在描述和思辨中弘扬价值追求。其不应过度诉诸数据方法、寻求预测未来、自说自话而不接实际,而应该作为大众的学问寻求高度实用性。具体而言,政治学恒久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精英与平民关系的建构、有效政府与制衡政府之间的平衡、和谐有序自由关系的科学处理以及国家间竞争。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民本思想、大一统和政法不分家的历史传统基础上,拒绝制度决定论,充分发扬、发展政权的先进性,以使之符合未来政治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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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教授以“新型国际关系的逻辑”为主题,分享了他在中国政治和外交知识体系构建相关的十三个重要命题上的观点。也即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成果相结合构建本知识体系的道统或主体;确定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的主流叙事;将党建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核心内容;突破西式多党制的桎梏发展我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批判洛克式政府观而思考中道政府、公道政府政府理论的建立;在合作的群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基础上确立政治秩序;否思分基础上的制衡学说确立以合为基础的监督学说;追求协商式制度体系反思西方对抗式的制度体系;理清市场经济中的政商关系,避免资本俘获国家权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中国的企业理论尤其是国企理论;以自恰的内外制度体系为全球治理合作提供更稳定的承诺;推动互联互通的外交政策理念;建构政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赵可金教授主要讨论“中国外交制度的逻辑”。赵教授提出,外交是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式所遵循的动态逻辑,其有两个界定维度:垂直维度上是对抗性还是融合型;水平维度上是内外分离还是内外合一。由此,可以将不同国家的外交划分为四种类型:法国的俱乐部式外交、美国的权力分散对抗型外交、中国的融合型合一外交等等。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的基本设定有四点:以中央为中心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业务归口、系统归口、地方综合业务归口)、分级负责、协调配合,其以分工逻辑取代西式分权逻辑、以合取代分。而在十八大之后,由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外部关系的变化,中国外交又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变革走向: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党外交力度、强调共同体理念等等,这些现象都值得学界给予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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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副教授则聚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外交逻辑”之上,根据五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划分为不同阶段:1949年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开始调整、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融入全球治理、911事件后中美道路分歧开始明确、2010年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变化。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只有遵循五大逻辑——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努力推广新秩序观、强调主权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性、建立在本国文化自信恢复的基础之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逻辑达成统一、建构超越文明对抗的新型文明观,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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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主旨演讲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德普教授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汪仕凯教授、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郑长忠副教授、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李瑞昌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做主题报告。

汪仕凯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当代中国国家内涵的复合逻辑”。汪教授认为,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代表制度、大众政治参与、政党政治、制度化规则化为特征,中国实际上为自身传统结构、现代国家普遍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有机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复合结构国家。所谓当代中国国家内涵的符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历史过程的复合(现代性、政治大一统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新型国家体制)、政治结构的复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国家)、运行过程的复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的党的领导),正是在上述复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推广民主集中制,实现了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现代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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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忠副教授主要论述“中国制度构建的政党逻辑——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研究”。郑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逻辑三大基本逻辑为指导,以政党组织为中轴来组织人民、驾驭军队、建立国家,最终实现了现代国家的重构。具体而言,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构建主要包含人大政协政体的确立、现代国家构建、共产主义运动逻辑下以制度建构克服现代性弊病三个层面,涉及政党、国家、制度、市场四大要素。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基于顶层设计而非摸着石头过河推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苏联式政治制度改革模式转向中国特色式制度调整,而党的十九大则确立了2035年实现现代中国制度建设基本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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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基层治理的逻辑”。李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主要处理政府间关系、党建国家关系、人民民主关系三大内容。与西方行政相异,我国行政的前提是政法国家而非法治国家,我国追求的是人民民主而非公民民主,家庭管理和政权运行在我国行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了部门专业性和社会整体性有机结合。但是,我国的行政制度也存在过于关注制度本身而忽视其背后动力的客观缺陷。未来有关学者应该更多关注和研究我国行政系统的动能系统和功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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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教授以“中国制度传统的逻辑”为题,强调了国家政权组织的规模效应。范教授认为,西方政治学过于看重所谓的小政府理想政权,将缩小国家规模、扩大代表规模等同于代议制的根本,始终存在议题狭隘、视野局限的问题。相较于西方,中国强调国家政权组织的规模效应、注重国家治理能力,更符合时代的客观需求。我们在比较政治研究时尽量避免将大国和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这就犹如把没有可比性的哺乳动物和细菌相提并论。在未来,有关学者必须跳脱西方的思想体系,把统一性作为研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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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务学院政治学系刘建军教授介绍复旦大学酝酿中的《政治的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学原理》系列丛书的写作纲要、主体思路和书目安排,提出与会学者能够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到丛书写作的希冀和倡议。下午六时,第七节中国制度论坛顺利闭幕。

(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宋奥, 审订 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