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作者:管理员      发表于:2016年9月28日      阅读量 164

2016年9月25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于在文科楼725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的30多位学者参与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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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科科研处处长陈玉刚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由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乏力,传统力量发生衰退,世界对中国期望提升等原因,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中,无论是理论层面和具体问题层面的研究都尚有欠缺,亟需学界更多的创新性成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研讨会共分为四场。第一场的讨论主题围绕“全球治理的前沿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就“ G20杭州峰会后如何加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阐发了自己的理解。具体来说,他认为中国应从三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以国内改革的结果带动全球议程的设定,进而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第二,以多元联动的思维推动中国与其他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合作;第三,加强短期和长期的监管力度。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自己三点看法:首先,他指出全球治理存在多个系统(如联合国,G20,及由中国首创的金砖国家协作与亚投行等区域性系统),中国应明晰自己应当在哪个系统中发挥怎样的功用;第二,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往的大国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而现今只有通过国际治理这一条路来实现;第三,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目前应以经济治理为重点,但日后会逐渐扩大,安全治理,气候治理,全球商业等更广泛的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为题,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认为应把全球治理定位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与核心,而不单纯是背景或对外战略的一部分;第二,他认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应回归务实,应被纳入到全球治理战略,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战略的一部分;第三,指出中国实现全球治理的途径在于向世界提供更多样化的全球公共物品;第四,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治理观,如加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国内价值与世界价值的统一等;第五,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教授论述了“21世纪全球协调的基本问题”:当前全球治理存在赤字,而且这样的赤字还会继续扩大;然而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中国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不应该“另起炉灶”,现有的框架总体良好,另起炉灶没有必要,亚投行等机构要尽可能要纳入到现有体系和框架之内。此外,他还提到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更好考虑“国际正当性”的问题,他认为当前情况下,保持正当性就需要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尽管这样难免会造成效率的降低。

最后,中央编译局杨雪东就“国家治理愿景与全球改革:对杭州G20峰会的初步评价”做了发言,指出:一,全球治理改革是多种愿景的交汇;二,杭州峰会体现了中国一种复杂的心理与身份——开始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建构者转变,这一身份同时具有替代性、填充性、巩固性和嵌入性;三,中国若想将自己的愿景嵌入到全球治理之中,很重要一点,在于自身首先保持一个好的治理绩效,同时需要关注制度性话语权问题。此外,他也指出在中国以自我投射世界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挑战,如历史记忆的阴影、主体间性的障碍、国家意愿与多元性等。

第二场讨论围绕“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首先发言,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叶教授通过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对普京的个人崇拜等现象指出当前存在的反全球化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回潮,由于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势必会对全球治理构成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的田野教授以“国际公共政策的国内化模式”为题,提出了四种具体模式,即“转换”、“层叠”、“扩散”和“拒斥”。这样一种模式划分主要是基于两组影响因素的“2×2模型”,这两组因素分别是“国家偏好与国际公共政策之间的兼容性”以及“否决者所施加的国内限制”。以此为基础,田教授以国际劳工标准中国的案例,将中国对“废除童工和消除性别歧视”、“集体谈判和劳教制度”、“户籍制度”、“自由结社”等国际标准的国内化分别划归为“扩散”、“转向”、“层叠”和“拒斥”四种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的刘贞晔教授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要义”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推动作用明显,体现为为人类治理提供价值理念,为各利益诉求行为体拓展空间,并提供资源和策略;第二,国家治理实践尤其是主要国家的价值规范成效,成为全球治理的内容架构模式;第三,推动制度变革,具体表现为内部同化性、利益导引作用和实现国家治理自我变革需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翔研究员以“全球治理:中国向美国学习什么?”为题,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也即当美国不能满足国际需求的时候大家都迁就美国,而在中国不能满足国际需求的时候就要受批评。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他指出中国在如下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做好预期管理,保持积极的姿态,确保能力的支撑,普遍参与与大国治理。同时他认为中国还应该加强研究者与政策参与者的互动,理念和文化创新,把硬规则软化,提高个人能力。

最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宋国友就“中国、美国和国际规则”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总结了美国规则竞争策略的几个特点:一、利用老规则同时提出新规则;二、软化硬规则的同时将对他人的软规则硬化;三、双边与多边规则灵活应用;四、对具体规则做加法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做减法。进而他指出国际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即,外交战略的双重性,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则认知的双重性以及对规则制定的顺势与引势。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围绕“中国与全球治理”。南京大学的李滨教授首先发言,讨论“全球治理中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他指出中国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参与和影响认知共同体,首先必须参与到国际组织中去,这样才能有机会施加影响;此外,中国还必须大力发展民间外交,发展自己的社会组织,并积极与国际相关的机构和全球公民社会发展联系。中国要全面介入全球治理的进程,还需建立引领科学的知识体系,并掌握伦理的主动性。

南开大学吴志成教授发表了对“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实现全球治理,首先要加强全球治理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应高于仅仅对普遍的全球性问题的应对;第二,要坚持积极参与的姿态,做增量的贡献;第三,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第四,积极推动现有的机构改革;第五,合作共赢,风险共担;第六,加大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力度;第七,要首先做好地区治理,再向全球治理方向迈进。他认为,中国不必当“领袖”但要当“领导”,通过合作实现领导是可以部分实现的。他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作为大战略和主导思想来坚持。

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教授从“全球治理的中国理解和中国方案”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他首先从学理角度梳理了全球治理的概念渊源,进而指出,应该将其理解成为think globally and act globally。他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在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在国际层面,应看到全球治理的大转型,以G20的机制化和有效化作为抓手;其次在国家层面,注重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互动性,要将“一带一路”作为重要载体;第三,通过移民政策等促进人的双向流动,逐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复旦大学杨肖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现状与策略”。认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家的卫生治理,而国家内部治理绩效对于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与国际实践不相匹配,模式单一,卫生援助的经验非常缺乏等。最后他提出中国应该在以下方面作出修正和努力:总结中国的经验,改革援外医疗援助的模式,提升全球卫生参与能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

最后,复旦大学沈逸副教授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角度做了题为“IANA监管权限移交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展望”的发言。他梳理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三个发展阶段;详细介绍和对比了当前对于改革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美国方案、巴西方案和印度方案;指出存在的问题及中国加强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作用需要作出的努力,具体表现为:第一,加强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第二,人才需要走出去,特别是要进入到规则制定的核心部门;第三,对于加强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利益是什么需要有深入的认识,这关系到将要为此付出的成本、时间和持续努力的力度。

研讨会的最后一场讨论围绕“全球治理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题展开。吉林大学的刘雪莲教授在题为“全球治理权威结构的变化”的发言中,就全球治理的目标、环境和主体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短期是作为参与者与融入者,未来则要成为引领者,而引领的方向是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利益。全球治理的环境存在着不变与可变环境两个层面,中国在其间应学会规避风险与达成共识。全球治理的主体分为参与者,竞争者和第三方。此外,她还就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发挥优势,如何将一带一路从地区层次上升到全球层面,如何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袁正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治理的研究:一个期刊编辑的理解”。其中他提到,世经政杂志设有全球治理的栏目,期待能够有更多能够从理论的角度去深化研究的文章;更多从具体的问题领域对全球治理进行分析的文章;期待竞争和交锋,希望投稿文章能够看到中国方案的不足和他国方案的好处;希望文章能够触及治理的合法性和效率机制问题,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治理是有效的,而有些治理是失败的等等。

上海社科院的胡键教授就“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进行了发言。认为之所以需要全球治理,在于当前国际社会存在三大矛盾,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文明的对话与文明的冲突矛盾,以及建制与反建制的矛盾。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治理依靠的是资本,而当前时期依靠的应该是国际公共政策,这就涉及到价值问题。而究竟有没有共同价值,要支持还是反对,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树勇教授就“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上外及国内其他机构的具体实践出发,指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要求,包括应具有全球的观念,全球的知识,跨文化交际,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能力,具备国际法的背景等。还指出有关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需要平衡通识人才与专业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贾晋京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创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变革”。他首先提出并界定了“大创新时代”的概念;进而指出大创新与全球宏观治理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大创新对全球微观治理的要求,他以工商峰会和国际移动卫星组织等为例,指出各个微观领域都需要精妙布局,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在新增领域中书写新的规则,逐渐发展成为体量最大的参与者。

研讨会最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此次会议的讨论主要涵盖了如下四个核心方面,也应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关于全球治理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问题,究竟是作为基石,制高点,目标还是可选项?第二,全球治理所应采取的方案与治理方式,究竟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第三,全球治理的领导力问题,是集体领导,另起炉灶还是其他模式?最后,中国应怎样培养和储备全球治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陈院长也对各位专家和老师的出席表示感谢,认为此次研讨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也为日后对全球治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铺垫了基础。

(会议记录与整理:姜璐、尹晓捷、蒋海然、何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