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燕楠译《透视美国管理与预算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的写法很“朴素”。大量访谈，系统整理，忠实反映。尽量少地掺杂己意，原原本本地反映事实。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对于想了解封闭的预算部门的广大读者而言，相对于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更迫切也更重要。OMB成立于1921年，与行政预算相伴而生，从诞生之日起，便作为美国政府资源调配的中心，发挥着控制、管理与计划功能。1939年是OMB的“再生”年，从财政部整体划归总统办公室后，它的综合平衡定位进一步强化，不仅如此，居于政治与行政的交叉点上，“中立性”与“政治性”的矛盾逐步升级，“中立性”突出专业定位，“政治性”则强调政策导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二者没有判然的界限，无法非此即彼地选择，如何定位，必须设身处地，从实际出发。80年代初期，巨额赤字出现，总量控制成为时代主旋律。一方面，OMB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有些措手不及，在指责声中退却与沉默，另一方面，总统经济委员会、国会预算局逐渐崛起，在预算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预算回归宏观问题，既唤醒了OMB的总量意识，又使其面临共同治理的新局面。90年代，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预算改革直面公共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主体政府本身，在“整合计划与预算，整合管理与预算，整合预算与绩效”的理念下，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1993年）、（GPRA）总统管理议程（2001年）（PMA）、联邦项目评级工具（2002年）（PART）相继出台，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改革再次将OMB推向政府改革的最前沿。布什总统在总统行动议程推出时说：“政府应该由绩效引导。每一个项目应该被鉴定为成功或者失败。对于成功的东西，我们应该重复它、共享它并使它成为标准。对于失败的事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地记住它。对于目标不明确的政府行为，应该改革或终止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更是在OMB的网站上宣称：“我们这些管理公共资金的人必须负责——合理支出、革除积弊、阳光运作——只有这样，才可能重建公众与政府之间至关重要的信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挑战的时代，OMB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它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呢？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