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证的中澳政策制定”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作者:管理员      发表于:2017年11月20日      阅读量 483

2017年10月21日至22日,“基于实证的中澳政策制定”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文科楼成功举办。本论坛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公共服务研究组、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台湾大学公共事务研究所、墨尔本大学政府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澳大利亚的30多名学者出席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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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由敬乂嘉教授主持。香港城市大学公婷教授、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开锋教授、墨尔本大学Janine O’Flynn 教授和Helen Dickinson教授分别致欢迎辞。来自墨尔本大学的Paul Jensen教授就“何为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后,论坛围绕6个主题展开,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证据与政策制定的关系。

第一部分的发言者是香港大学的王赫教授、苏州大学的Sam Yu教授以及台湾大学的林子伦教授。王教授的研究主题是香港信息与通讯技术行业(ICT)的移民及产业政策。香港于1998年出台了内地人才引进计划,但与香港ICT行业雇主认为这一政策是失败的看法不同,王教授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认为人才引进政策并未失败,但存在与产业政策脱节、未能留住本地人才等问题。Sam Yu介绍了中国公私伙伴关系(PPP)的应用背景、现状和改良建议。中国公私伙伴关系出现的背景是政府和私营部门试图合力解决养老问题。Sam Yu通过对一些护理示范项目的考察,评估了机构环境对PPP过程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低利润使得养老PPP项目缺乏对私营部门的吸引力,因此公共部门与其他行业的整合是养老保障行业的发展方向。林教授以台湾海上风电政策为例分析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存在的阻力。林教授研究了在海洋风能环评案例中科学和价值观的复杂联系所带来的影响、证据定义者的身份以及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等问题。其结论和建议旨在消除这些障碍并提高证据的质量。

第二部分,台湾大学的洪美仁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的朱斌博士以及复旦大学的孙晓逸博士进行了分享。洪博士的研究以台北市2015年开放犯罪数据为例,探讨了公民对于开放犯罪数据的态度及其与使用犯罪数据动机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她发现当市民认识到开放数据的优势时更倾向使用它,反之当他们认为存在风险时会减少使用。朱斌博士的研究搜集了年鉴及政府网站的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卫生人力资源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其密度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西南地区的人力资源密度明显偏低,集群特征也呈现跨越省级的地区化趋势,空间集群地区应是中国卫生人力政策的优先发展地区。最后,孙晓逸博士以2013年昆明PX事件为例,探究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研究认为政治、科学和实践认知在中国政策制定中相互依存和影响,其中政治因素直接决定政策方向;网络舆论和街头抗议引起中央重视,直接干预或纠正地方政府的行为;而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决定着科学依据的实际价值;NGO等实践因素则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由人民大学的李文钊教授、复旦大学的张平博士、台湾大学的郭铭峰博士以及台湾东海大学的刘志宏博士进行分享。李教授通过对中国2007-2016年的预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预算变化遵循间断平衡的逻辑,并深入地讨论了公共预算的一般实证方法、制度摩擦和比较预算研究、中国的区域分权制度等问题。张平博士的研究比较了中韩两国的户籍制度及其对财政的压力。文章以教育支出为例进行分析,结论为一线至四线城市的财政压力递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紧接着,郭铭峰博士通过对税单和问卷数据的分析揭示了民进党和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税法的功能。其结论如台湾政府更倾向于将税收作为实现其公共政策目标的手段,大多数人的税收意识较差且他们主要期望通过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等。最后,刘志宏博士对台湾的参与式预算和透明化预算发展趋势进行了评估,探究其是否为主流的预算改革以及是否属于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

第四部分,复旦大学的唐莉教授、香港大学的朱江南教授、同济大学的翁士洪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展示了其研究成果。唐教授的研究评估了全国性的反腐运动对科研经费滥用及知识产出绩效的影响。研究使用断点回归方法,发现政策变化导致了经费滥用总体上大幅度缩减,且经费滥用的减少反过来对以出版数量来衡量的知识产出具有间接且积极的影响。朱教授通过调查数据和田野调查检验了中国反腐败运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反腐可以提升政治信任。但提升程度存在群体间差异,如体制内成员比体制外成员弱,精英群体比草根群体弱。翁士洪教授的研究发展出了一个网民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改变公共议程设定的正式框架。文章以漳州PX事件为例,表明公共议程设定的模式持续地从传统的单边向双边互动转变,且概括出了政府回应的“蜂王模式”。最后,公婷教授的研究分析了长沙、香港和台湾三个城市居民对其政府控制腐败的信心差异,提出并验证了被感知的腐败水平以及政府反腐绩效这两个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研究认为强化政府绩效对提升公民反腐信心十分重要。

第五部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Anna Li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楠迪扬博士、复旦大学的敬乂嘉教授以及赵剑治博士展示了他们的研究。其中,Anna Li 探讨了证据的分类、四个决定证据是否被采纳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认为“低层次证据”目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并提出了证据和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张楠迪扬博士的报告主题是多层级的政策实施。张博士以中国的行政体系改革为例分析,认为政策实施者的目标与实际要求脱节,政策实施的阻碍因素还包括赤字和冲突问题等。这一以政策实施者本身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并不令人满意。敬乂嘉教授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为例分析了“为什么显性证据总是被忽视”。他认为2013年政策调整的证据包括人口数据、学者研究报告、地方政策试验的效果及两会代表的提案等,但是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政治激励不足导致显性证据被忽视,从而导致生育政策改革的滞后。最后,赵剑治博士分享了其关于“政府资助是否使非营利组织效率低下”的研究。他认为政府资助和非营利组织行政费用的比率呈倒U曲线的关系,并采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对非营利组织的效率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第六部分,台湾大学的王贸博士、浙江大学的李江教授、墨尔本大学的Catherine Althaus教授以及来自复旦大学的于春玲分享了他们的研究。王博士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公务员出现在新闻标题中的原因。他收集了台湾地区1988到2013年间联合报和自由时报新闻标题中与公务员和官僚制有关的新闻数据,发现两者都存在对官僚制的抨击且退休、养老金、教育和腐败是新闻标题的热点关注问题。李江教授分析了两岸三地关系对其学术合作的影响。数据主要来自SSCI与A&HCI,将学术合作区分为双边、三边和四边合作。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发现学术合作与地区间社会关系联系紧密。 Catherine Althaus的文章分析了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认识和提供知识方式的理解、尊重和运用。Catherine指出,不要选择性理解土著人,且有些当地文化是神圣和难以接近的。当地人的认识和提供知识方式为澳大利亚政策和公共行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于春玲运用DID评估模型来对环保部公布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数据分析以研究新环境法的影响,得出新环保法将执行新法的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提升了3.3%,同时也指出空气政策的执行至关重要。

在会议基础上,新南威尔士大学Helen Dickinson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敬乂嘉教授和墨尔本大学Janine O’Flynn教授和新南威尔士大学Anna Li博士将共同在《澳大利亚公共行政》主编一期专刊。

 

(肖丹 供稿)